七十岁，对于一个人，基本上等于一生；但对于一个组织，应该还是青葱岁月。时间催老了许多东西，但永远不会催老我们对民盟先烈那一份出自内心的敬重。

    在我心中，闻一多是一面永远的旗帜。

    “初识”闻一多，是在二十五前的大学课堂里，那时我还是一个十八岁的小青年，我记得当时读到的是他的两首抒情短诗：《发现》和《死水》。读那种诗，你没法平静下来，因为诗的情绪本身就是悲愤的，他痛恨于祖国当时政治的黑暗、民生的凋蔽，却又似乎有些无可奈何。由于这种炽热的赤子情怀，我对闻一多有了一份深深的尊敬。

    大学毕业进入另一所大学，教的恰恰是现当代文学。在大学课堂，老师是有取舍作品的权力的，但无论现代文学课时如何缩减，也不管试题是我出还是别人出，闻一多的《太阳吟》和《死水》一定是我必讲的篇章。我希望自己教给学生的不只是某一首或几首诗的思想与艺术，而是诗中体现出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国天下的情怀。在我看来，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情怀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民族赖以前行的动力之一。

    闻一多的一生确实让人敬佩。他在西南联大做教授时，薪水不足养活八口之家，家里能当能卖的东西都全部当完卖完了。不得已，他只好到附近的中学兼课。只教了一年，又被学校以“向学校散布民主自由思想”的罪名开除。最后他只好选择刻印。于是，昆明市面上便出现了闻一多治印的“润例”。在小圈子里刻印几乎挣不到钱，闻一多急了，决定摆地摊刻印。只摆了一天，就被人劝了回来。后来，校长梅贻琦联合11名教授在报纸上为他刊登刻印广告，让他在家里“设点”刻印，他的经济条件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闻一多并没有沉溺于对个人生存的顾念中，而是始终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他从1943年起就勇敢地投身于民主运动的洪流，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9月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同年11月，昆明学生掀起争民主、反内战运动，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大肆镇压学生，闻一多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1946年7月11日，民主战士李公朴被暗杀，7月15日，闻一多不顾组织和他人的好意劝阻，执意前往“李公朴先生死难经过报告会”的会场，发表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枪杀。

    闻一多先生遇难已经六十多年，在这六十多年，世事不知变化了多少回，知识分子面临的生活处境也远比闻一多先生优越。但我觉得闻一多先生的精神并没有过时，有两点特别值得当代知识分子学习。

    第一，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的精神。知识分子担负着创造知识、传播文明、参与社会道德模式和法律环境构建的重任，他们是社会最有良知、最有精神支撑力、痛感神经最发达的一部分，理应超越个人的得失，把目光投向最广大的人群，关心他们的衣食住行，知晓他们的精神需求，做弱势者的权利代表和精神代言人。只有大多数人生活幸福，社会才会稳定，国家才能繁荣。古人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重要作用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有句这样的话：“士大夫之耻，乃为国耻”，那么，士大夫之荣呢，当然也是国荣了。

    第二，勇于承担大义的精神。因为所学专业不同，个人追求相异，知识分子分为技术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两种。所谓技术知识分子，就是执着于自己所从事的某个专业的读书人，比如教师、医生、科学家、律师等等。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指的经常对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发表看法、有能力影响社会舆论甚至政府决策的读书人，比如作家、时事评论家、思想家等。无论你属于那种类型，有一点是我们必须引以注意的，那就是在职称、职务、老婆、孩子、住房、钞票这些东西之外，我们还得对社会负点责任，对国家的政治施加应该施加的影响。如果道义需要我们挺身而出，哪怕是象闻一多先生那样牺牲生命，也应该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一个只关心个人物质享受，不关注国家民族出路的知识分子，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也不可能在专业上取得让人铭记的成就。

闻一多先生是民盟的骄傲，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旗帜。如果我们每个知识分子都能象他一样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肩负应该肩负的那份使命，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指日可待。